
導 讀
作為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平臺經濟是連接千萬商戶與億萬消費者的關鍵紐帶。長期以來,平臺經濟治理缺乏統一標準,不僅帶來監管難題,也使企業合規經營“摸著石頭過河”。
不久前,全國平臺經濟治理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正式成立,標志著平臺經濟治理邁出關鍵一步,將以標準化手段破解長期存在的行業規范難題,為高質量發展筑牢根基。
近年來,我國平臺經濟持續迅速發展。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騰訊、阿里、抖音、百度等平臺企業用戶已超過10億人,我國移動互聯網人均單日使用時長和次數分別提升至7.97小時和117.9次。
與此同時,平臺經濟也存在不少“老大難”問題。直播帶貨吹得天花亂墜,收貨后卻發現貨不對板;電商促銷承諾“最低價”,活動沒結束就降價,保價申請被拒……這些消費者遇到的糟心事,正是當前平臺經濟領域的高頻投訴問題。 中國消費者協會投訴部主任陳劍介紹,除了上述問題,大數據“殺熟”、智能客服轉接困難、跨境電商售后推諉、小程序商家售賣假貨等亂象也層出不窮。 “今年上半年全國消協組織受理投訴情況顯示,經營性互聯網服務投訴量達62720件,同比增長17.98%,排在服務細分領域投訴量首位。”陳劍說,這反映出平臺經濟存在標準缺失、規范不統一等方面的深層困境。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副局長、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主任鄧志勇表示,平臺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地位日益重要,但其發展中出現的規則不公、收費不合理、算法不透明、直播亂象頻發等問題亦不容忽視。標委會的成立,正是為了強化標準化在明確市場規則、規范行業發展方面的引領作用,以統一標準促進平臺企業合規經營水平提升,推動平臺經濟從“擴規模”向“優質量”轉變。 標準化建設為何能成為平臺經濟治理的“金鑰匙”?關鍵在于,它既能彌補法律與行政監管的不足,又契合平臺經濟技術性強、迭代迅速的特點。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教授張欣表示,法律多為原則性、框架性規定,設定的是行為底線,如電子商務法雖明確平臺責任,卻難以覆蓋所有技術細節與商業模式。行政監管側重事后懲處,難以系統實現事前預防,而標準化恰恰能補上這一塊短板。 張欣認為,標準并非要取代法律與監管,而是將其原則具體化,為監管提供技術支撐,實現更精細化的治理。標準可將抽象法律條文轉化為可操作、可檢驗的技術規范。此外,標準的制定過程是一個多方協同、凝聚共識的過程,各方參與所形成的規則更容易被平臺企業接受和遵循。更重要的是,標準重在事前引導和過程規范,為平臺企業提供了一套明確的行為指南,引導企業在產品設計和規則制定之初就合規操作,將治理關口前移,是一種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方式。 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長、教授趙鵬認為,平臺經濟治理標準化一方面能幫助企業更清晰地認識自身管理實踐的邊界,系統總結治理經驗,另一方面可幫助監管部門和行業組織查找實踐漏洞,推動形成科學合理的治理標準體系。 平臺經濟治理標準化并非單一主體的“獨角戲”,需要監管部門、企業、行業組織多方參與。 針對活躍度高、問題集中的直播電商領域,標準化建設已提前發力。市場監管總局先后批準發布《電子商務直播售貨質量管理規范》和《直播電商服務質量的信息監測與評價規范》兩項國家標準,持續推動直播電商行業提升標準化、規范化水平。 在地方層面,以北京為例,近年來北京累計制定了43項與平臺經濟有關的地方標準。北京市市場監管局網絡交易監督管理處副處長王博表示,構建科學系統的平臺經濟治理體系,不僅有助于平臺企業合規經營與創新發展,也將在維護公平競爭秩序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騰訊市場經營合規部總經理、騰訊研究院副院長楊樂建議,企業可以通過標準工作組等平臺,與監管部門、同業企業共同推動構建全面的標準體系,從落地側加強跨技術委員會溝通協調,做好標準落地過程中的規則協同。平臺企業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前沿領域,擁有天然技術優勢,可以主動開展標準研究,積極將我國數字治理實踐推向國際。 在標準內容的細化上,陳劍建議,應根據網絡購物、外賣、直播帶貨等不同類型平臺企業的服務特點,制定貼合其特性的標準,讓各類平臺企業的規范運營都有相應的清晰指引。 鄧志勇表示,下一步,平臺經濟治理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將通過組織行業培訓、宣傳解讀等方式,探索建立標準應用跟蹤反饋和效果評估機制,積極培育試點單位,發揮示范作用,充分體現標準化創新推動和服務能力,并鼓勵公眾對標準應用實施情況進行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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