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

面臨的問題及策略研究

周海川　孟山月　石以濤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科技創新作為推動經濟增長、促進動力變革的源泉，是打造高質量發展新動能的關鍵。我國將創新擺在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積極暢通創新資源在創新鏈產業鏈各環節的流通，不斷促進產學研用深入融合，被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就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研究而言，多數學者認為其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由之路，有助于抓住產業變革機遇、實現產業升級、提升產業鏈競爭力（洪銀興、任保平，2023）。梁樹廣等（2023）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我國31個地區制造業2010—2019年產業鏈、創新鏈和資金鏈耦合協調度，發現我國創新鏈產業鏈間存在耦合互動關系，資金鏈良性運轉可以顯著促進創新鏈產業鏈優化升級。一些研究分析了影響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的因素和機制，比如，趙晨等（2023）探究了人才鏈與創新鏈產業鏈融合的理論邏輯，提出用“人才—創新”閉環、“人才—產業”閉環及推動“創新—產業”螺旋三類人才鏈支撐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張本秀和吳福象（2024）發現機器人應用通過資本積累效應和就業極化效應促進產業鏈創新鏈融合，并且在欠發達地區和創新基礎薄弱的行業促進作用更大。柳毅等（2023）發現數字經濟通過緩解資本錯配、促進科技人才集聚和金融發展，推動傳統制造業產業鏈創新鏈融合，并且是非線性促進作用。

在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方面，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已經意識到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關鍵，我國基礎研究投入主要是高校和科研機構，企業基礎研發投入經費總體偏低，更偏重于技術與產品的后端研究。科技創新成果產生需要合理配置技術、人才、資金等要素，以及有效的激勵機制、良好市場與政策環境，盡管我國從研究到實驗再到產業化已形成較完備的技術應用流程，但相比于發達國家，我國中試能力明顯不足，中試環節的高投入、高風險特性導致高校、科研機構、企業普遍不重視中試問題，制約著我國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間的良性互動。

在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方面，我國產業發展需求與前沿市場信息不能及時、精準反饋給創新主體，產業內、產業間的壁壘導致創新鏈難以快速響應市場需求、有效支撐產業鏈提質增效。為提高我國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一些學者提出，應根據不同產業、不同企業特征建立起符合技術規范與市場需求的中試平臺，扶持重點技術順利轉化為科技成果，營造良好營商環境，加大金融政策支持，鼓勵創投資本參與科技創新投資。

綜上，國外學者對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存在以下幾點需要改進：一是關于企業方面的相關研究較少，且深度不足；二是對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的決策機理以及面臨的堵點、卡點的挖掘不深入，難以形成有效的政策建議。本研究基于已有文獻，采取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形式重點了解東中部地區企業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狀況以及面臨堵點卡點，以期提供合理可行的政策建議。

本次調研共收集有效問卷195份，并對10余家企業開展深度訪談。調研對象包括傳統產業（56.4%）、戰略性新興產業（36.9%）、未來產業（6.7%）等，涉及民營企業（72.8%）、地方國有企業（15.4%）、央企（4.1%）、外資企業（2.6%）4類所有制企業。從主營業務收入看，2000萬元以下的占32.6%，2000萬—1億元的企業占26.4%，1億—10億元的占24.1%，10億元以上的占15.9%。

調研發現，在一系列創新政策引導下，企業加強科技創新意愿較強，呈現出規模增長、領域拓展、方式優化等特征。從科技創新投入方面看，六成企業表示2025年將加大科技投入，較少投入或不投入的占比為6.7%，34%的企業表示“視情況而定”。從企業研發強度看，28.7%的企業年均研發費用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已經達到6%以上，21.8%的企業為4%—6%，17.2%的企業為2%—4%，5.7%的企業為1%—2%，1%以下的企業為26.6%。從研發人員情況來看，被調研企業研發人員規模持續擴大，30.73%的企業研發人員總數占員工總數占比為5%以下，20.31%的企業占比5%—10%，23.96%的企業占比10%—20%，占比高于20%的企業為24.1%。企業研發人員總數占員工總數占比（5.9%），盡管與2023年我國研發投入前1000家民營企業的14.58%差距較大，但也表明我國企業越來越重視研發人員。

從企業所屬行業看，企業集中在制造業行業為42.5%，其次是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13.5%），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11.9%），建筑業（10.9%）。從已有科技創新平臺或載體看，42.5%的企業設有技術中心，24.3%的企業設有技術創新中心，11.9%的企業有檢驗檢測平臺，擁有示范基地的為16.6%，擁有孵化器和眾創空間均不到8%。從創新方式看，獨立開發與研制占比最高，達到60.1%，與其他企業合作開發占比為25.91%、與高校或科研機構合作開發為48.19%，引進國外技術占比為21.24%，并購或合資獲得技術的占6.74%，參與新型舉國體制獲得技術的占比最低（2.59%）。

（一）原始創新能力不強導致“代差”

“代差”指兩代技術產品在科技含量、產品性能、產品質量、生產效率等方面的差別。基礎研究是科學創新源頭，其薄弱會限制原始創新能力，導致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通過調研企業技術水平，發現在同行業中“處于國際領先”“處于國內領先”的企業分別為一成、四成，且集中在通用或專用設備，汽車制造，計算機、通信設備制造業，以及電力、燃氣及水生產供應行業。盡管近年來企業更加注重核心技術攻關和基礎研發，如六成企業將獨立開發與研制作為主要方向，五成選擇與高校或科研機構合作開發，但基礎研究不可預測、時間長、風險高，需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財力等。2020年中、美、日基礎研究經費中企業執行占比分別為6.5%、32%、47%，基礎研究資金支撐不足導致企業基礎研究不活躍，與科技創新主體的地位不匹配。調研中，企業很少關注基礎研究（圖1），其中“創新花費太大了，企業承擔不起”是首要原因（47%），其次是創新人才少（38%）。北京一家集成電路設計企業技術開發經理表示，突破發達國家長期技術積淀形成的體系化技術壁壘是從事基礎研發的重要使命，囿于國內技術積累不足需向國外繳納高額專利費，企業燒了很多錢，目前資金缺口較大，延緩了創新步伐。

（二）中試服務水平低和體系不完善導致“時差”

“時差”指創新技術沿著創新鏈產業鏈從產生到應用的時間差別。其中，中試是實驗室階段向商業化生產的過渡性小規模試驗，是連接新產品研發和產業化應用之間的“橋梁”，通過中試能夠及時發現問題、改進方案、提升質量，縮短測試產品可不可產、好不好用的驗證時間。當前，我國仍有大量中小企業不重視中試驗證。究其原因，除中試機構職能定位散，高端設備、儀器、試劑、軟件等過度依賴國外，調查發現，“企業類中試服務太少”是最大原因，占比近五成，其次是服務比較單一（28%），中試服務機構網上信息太少、數據共享不足、服務價格不透明、權威性的中試服務機構難以找到也是重要原因，分別占兩成左右，部分企業還選擇了“智能化網絡化程度不高”等原因（14%）。“橋梁”的過少、過窄、過封閉，制約著創新技術和科研成果從樣品到產品再到商品的轉化步伐。合肥一家科技初創公司首席技術官表示，目前面向企業的中試平臺總量偏少，大多集中在北京，溝通、交通等成本很高。

（三）資本擔憂和科技中介服務滯后導致“偏差”

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是一個充滿未知、長期、復雜的系統工程。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必須進行資本化創新，投資方希望企業快速產生利潤，而企業產品從研發到應用需一定技術周期，尤其是重大科技創新還要經歷大量試錯過程，不確定性太大，很多投資者不愿意承擔風險。調研發現，企業最希望政府支持的服務中，“完善促進企業技術創新的金融服務體系”占比19.5%，“對接風投機構”占比7.2%。一家醫療企業負責人談到，醫療科技成果轉化包括但不限于制定科技成果轉化相關計劃、醫療科技成果臨床前研究、臨床研究、申報與審批、監測等，每個階段都包括眾多復雜分項研究，一旦出現差錯或意外，都可能導致后續工作無法開展。從頭再來、前功盡棄、無功而返、直接終止最終成為眾多醫療科技成果轉化的歸宿。另外，打通科技成果轉化渠道還需要眾多中介服務，企業要求“提供信息咨詢、人才培訓、技術指導、貸款擔保等中介服務”占比達到14.9%。

（四）資本擔憂和中介服務滯后導致“落差”

“落差”指已掌握的重大原始突破性科研成果未對企業、產業產生根本性變革而引起預期和需求間的差值。近年來中國論文自然指數、PCT專利申請量、有效發明專利量均超過美國，但技術開發同產業對接不暢影響了企業競爭力、產業鏈水平。中國前沿科技成果僅10%—30%被應用于實際生產中，能夠真正形成產業的科技成果僅為其中的20%。科技成果轉化過程復雜且充滿未知，但逐利型的投資方不愿意承擔過多風險，傾向于投資成熟期項目。

在“影響企業產學研合作主要因素”調研中，50%認為缺乏轉化技術的人才、設備和資金，26%認為高校院所技術與市場脫節，其余影響因素還包括企業在合作中主動權太小、技術轉讓費用和專利申報費高等。在企業最希望政府支持服務中，兩成選擇“完善促進企業技術創新的金融服務體系”，15%選擇“提供信息咨詢、人才培訓、技術指導、貸款擔保等中介服務”。成都一家醫療企業負責人談到，企業單品種創新藥研發平均耗時10年，比國內創業投資基金存續期還長，企業遇較長時間的資本籌措艱難時期會影響成果轉化進度。

（五）政策上暖中熱下涼導致“溫差”

“溫差”指創新政策出臺后在執行以及效用方面與企業在感知上存在差別。今年以來，創新成為多地“新春第一會”關注焦點。當問到“企業創新受益最大的政策來自哪級部門”時，40%企業選擇地市級政府，其次是省級、縣級政府，選擇國家部委政策的僅占13%，意味著對創新影響產生作用最大的是更加貼近企業的地市級政府，國家部委盡管是諸多政策的創設者，但更多發揮了宏觀指導、引導作用，省級政府因政策資源競爭激烈和青睞標桿示范效應、縣級政府因財政壓力較大，導致很多企業難以享受到政策紅利。而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令企業和政府都頭疼的更多是“推而不達”難題和“達而不知”問題。江西一家高新技術企業負責人談到，企業申報享受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優惠的程序較復雜，申報前需要填報研發費用加計扣除輔助賬、匯總表、歸集表等材料，填表需生產、研發、財務等多部門協作，申報過程非常費時費力，并且核心技術泄密將得不償失。

（一）強化開放聯合，提高基礎研發水平

加大國家實驗室、全國重點實驗室、重大科技創新平臺、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向企業的開放力度，促進企業從源頭全過程參與基礎研究。相關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前沿科技項目給予龍頭企業、領軍企業以及隱形冠軍企業一定比例參與，支持其積極向鏈上企業開放創新鏈供應鏈資源。深化企業與創投機構、高校、科研院所對接合作，探索國家實驗室體系、新型研發機構、高校院所與企業聯合攻關關鍵核心技術的機制，加快關鍵材料、關鍵部件、關鍵技術攻關突破，逐步擺脫對國外技術和設備的依賴。積極推動創新聯盟成員單位間的聯合攻關，完善人才流動機制、推動大科技裝置共建共享。

（二）狠抓體系完善，提升中試服務能力

加快落實《制造業中試創新發展實施意見》，支持龍頭企業、領軍企業搭建自主產品中試平臺，提供應用場景和試驗環境，強化與鏈上企業共同制定中試服務標準。著力提升現有創新和服務平臺中試功能，加強技術研發轉化，開放試驗能力、試驗場地和研究成果，提升科學家、企業家、工程師、技術經理人協同聯動。打造一批集概念驗證、中試熟化、檢驗檢測、科技投資、產業孵化、人才培育等功能于一體的綜合性中試公共服務機構，提供跨行業、跨領域的全鏈條、一站式服務，滿足企業多樣化科技創新需求。鼓勵搭建全國性中試公共服務網絡，推動中試機構服務項目、設施、費用、場地等數據開放共享。

（三）夯實服務支撐，增強創新轉化效能

建立早中期不同成長階段的優質企業項目庫，強化企業、銀行、保險、擔保、創投等機構的對接。在金融服務方面，優化“募投管退”全鏈條環境，扶持重點創投機構，鼓勵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鼓勵各地根據實際，設立、參與天使投資引導基金，優化政府投資引導基金管理、出資和服務模式，建立動態績效評價機制。對有利于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技術突破予以金融支持，為科技型企業提供優惠利率，降低綜合融資費率，完善科技信貸導向、普惠小微導向的金融監管考評機制。在知識產權服務方面，強化知識產權交易中心提供知識產權和科技成果產權交易、科創企業投融資對接的一站式服務。在保險方面，鼓勵保險機構推出首臺（套）、首批次、首版次保險，提升保險對科技的經濟補償作用。在檢驗檢測方面，加強檢驗檢測技術、方法和裝備研發，提升認證認可、檢驗檢測認證的服務水平。

（四）打造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全鏈條服務體系

支持龍頭企業、鏈主企業積極向鏈上企業開放創新鏈、供應鏈資源，深化與創投機構、高校和科研院所對接的戰略合作，構建共生共贏關系。積極推動創新聯盟成員單位間的聯合攻關，完善人才流動機制、大科學裝置共建共享。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權改革，探索形成賦權形式、成果評價、收益分配等制度，打造為科研人員科技成果確權和轉化的平臺，形成貫通交易前、中、后全流程的智能化科技成果產權綜合服務體系，著力打通科技成果轉化的堵點。促進創新鏈與產業鏈深度融合。建立早中期不同成長階段的優質企業項目庫，強化企業、銀行、保險、擔保、創投等機構的對接。

（五）廣泛宣貫跟蹤，精準提升落地效果

建議各級政府部門在政策制定時探索開門定政策的思路，強化與企業溝通，廣泛征集和深入了解各類企業所思所盼，充分考慮企業在問題征集中的焦點和訴求，加大政策梳理力度，及時修訂完善政策規章，消除政策盲點和模糊地帶。加強政策普及與宣貫，及時跟進部委、省級政府層面的政策解讀，對于涉及多個部門的政策，要加強協同，變被動服務為主動服務，確保企業能夠看得懂、使得上、用得好，推動政策從紙面更快落細、落小、落地、落實，切實讓企業享受政策紅利。切實將“三個區分開來”落到實處，充分授權地市級、縣級政府，提升政策落實的空間，減輕思想包袱，幫助企業解決落實政策中的疑難問題。借助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打破數據壁壘，推動政策精準投送，讓企業快速知曉政策、理解政策，充分激發企業創新創造活力。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飼料糧供給安全的聯動效應與風險治理能力提升研究”（21BJY215）研究成果〕

（周海川，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孟山月，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石以濤，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中心博士）

（選自《中國經貿導刊》2025年4月上）